变革、民情及个体责任——有感于韩寒博文引发的争论/王建勋

    　王建勋 （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）
   
     　　韩寒的几篇博文引发了不小的争论，对其看法，我既有赞成的，也有反对的。 (博讯 boxun.com)
    　　譬如，他说“人民就是体制本身”，就有一定道理。很多人喜欢谴责“体制”，其实，“体制”的运作靠什么？还不是靠一大批人的支持和帮助，它不会自动运转。指望一群既痛骂体制又疯狂考公务员的人改变社会怎么可能？
    　　韩寒指责了国人的“素质”，这让一些人感到郁闷，原因之一在于当权者也常以素质为由拒绝民主。其实，如果我们把“素质”这个词换成托克维尔的“民情”，恐怕不必郁闷。
    　　托氏说，维系美国民主的因素有三：地理环境、法律制度、民情，但民情是最重要的因素。民主化变革恐怕离不开民勤的支持。
    　　在托克维尔看来，如果民众不能在日常生活中学会尊重他人的自由，学会用民主的方式处理问题，总是有民主的形式，也不会有民主的精神。
    　　作为一种生活方式，民主或许需从最小的共同体——家庭开始。请问在中国的家庭中，有多少父母尊重孩子和伴侣的自由和独立？有多少家庭具有自由和民主的氛围？
    　　就拿美国来说吧，很多人以为其转型是从独立宣言或者1787年宪法开始的，其实，美国的变化在150多年的殖民地中已经埋下了种子，尤其是在18世纪里，美国社会的很多方面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，甚至在历史学家戈登·伍德看来，是根本性的、激进的变化，家庭、雇佣关系等都渗透了共和、民主的精神。
    　　有人说，美国革命时期民众的素质能比今天国人的素质强么？这取决于“素质”是什么。
    　　如果素质意味着当时那些国富们以及一大批人的政治理论水准，以及当时美国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共和、民主精神，还真不好说。《联邦党人文集》发表于当时的报纸，请问今天有多少国人（包括学者）能理解其精髓？
    　　制度变革需要观念先行，如果民众不理解自由、民主的真义，或者不懂得如何实现这些目标，即使采取了行动，结果也会事与愿违。但在这个偌大国家，有多少人清楚土地私有和自由民主之间的关系？有多少人民百联邦主义对于自由民主的重要性？有多少人同意阻止政府“免费”提供教育、医疗等物品？
    　　只有当每一个人都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，不再妥协责任给“体制”或者“社会”这些概念，并且拒绝成为恶之帮凶的时候，良性的变革才有可能。如果一个人没有勇气进行积极的反抗，至少应当做到消极不合作。如果这点都做不到，或者为了眼前利益而不愿作出半点牺牲，变革的希望就很渺茫了。
    　　在很大程度上讲，变革的关键在于人们能否联合起来，采取集体行动。在专制社会里，少数之所以能够通知多数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那里的多数经常不能克服搭便车，进而陷入囚徒困境。如果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牺牲自己的利益去采取行动，而自己享受胜利果实，不想付出一点代价，变革就很难了。
    　　我经常说：“如果你将来做了法官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做出违反争议的判决，哪怕面临着辞职甚至自杀的选择。因为既然你选择了法官，就意味着你选择了捍卫正义，当事人的生命财产就掌握在你的手里。”尽管有人赞成，但也有人觉得此要求太高。请问对一个追求法治的人来说，这样的要求高吗？
    　　我经常在课堂上讲因果伟大法官库克（Sir Edward Coke）的故事。他冒着下狱的危险争取司法独立，与国王詹姆斯一世斗争。英国之所以较早确立法治，是由于英国历史上存在一大批库克这样的法官，哪怕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为正义而战。而中国的法官呢？如果谁这么做，他的家人或者朋友恐怕会觉得他是傻冒一个。
    　　有人说，美国革命时还保留奴隶制，妇女也没有投票权，人们的素质恐怕远不如今日的国人。
    　　的确，美国的黑人、妇女等都曾长期遭受白人男性歧视。但今天的中国如何？城市人不歧视农村人？汉族人不歧视非汉族人？男人不歧视妇女？不说别的，多少市民不反对放开户口？不反对打工子弟在城市高考？
    　　别一听他人说“素质”就跳起来。
    　　今天的国人有多少爱自由胜过爱面包、房子和好车？有多少人爱自由胜过爱平等（尤其是“财富平等”）？有多少人爱自由胜过爱权力？一位历史学家曾经研究为何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非欧陆、中国或者印度，发现当时英国人的素质（受教育程度等）远高于他地。
    　　韩寒对“革命”的微词，遭大力挞伐。笼统地讨论“革命”确实极易引起误解，因为大家并非在同一语义上使用该词。这不仅仅源于理论家的众说纷纭，而且源于经验世界的复杂多样。
    　　英国革命、法国革命、美国革命、俄国革命都叫“革命”，但其内容、方式和结果大相径庭，怎么能笼统地说支持还是反对革命？
    　　如果你支持“革命”，你支持法国革命、俄国革命（1917）、中国革命（1949）吗？
    　　如果你反对“革命”，你反对英国革命（光荣革命）、美国革命、辛亥革命吗？
    　　看来，笼统地说支持或者反对革命，都会让人误解。还是先把你对“革命”的理解弄清楚，才下判断不迟。否则的话，争论不过是鸡同鸭讲。
    　　“革命”一词约在十五世纪里就有了社会秩序剧烈变化的意思。1688年之后，其在政治领域的使用普遍化，但人们对“革命”的界定五花八门。
    　　譬如，学者Jeff Goodwin将革命定义为“一个国家或者证券被推翻并因此由非正常的、超越宪法的以及（或者）以暴力形式发生的群众运动带来的任何根本性改变。”据不同标准，“革命”被分为：暴力革命、非暴力革命、科学革命等。
    　　托克维尔区分了三种革命：
    　　1，政治革命；
    　　2，不仅寻求政治变化而且改造整个社会的突然和暴力的革命；
    　　3，缓慢但全面的社会变革。
    　　他基本支持第一、三种革命，反对第二种革命。
    　　预测中国会不会发生“革命”，没多大意义，除非你是个预言家（或者致力于成为一个），或者相信马克思的所谓“历史发展规律”。
    　　历史变迁充满了偶然，而且往往不是线性的，更不存在“进步”的必然。那些语言若中国发生革命则结果必好或者必坏的说法，都是没有根据的猜测，随便说说还行。
    　　有朋友关心我对未来中国的“猜想”，我比韩寒还悲观，甚至比我的绝大多数师友都悲观。
    　　悲观的原因之一在于我比较理想主义，期望未来中国不仅在形式上是自由民主的（确立普选等），而且在骨子里也是如此，自由民主的精神渗透到每个人的生活中，而这一天的到来恐怕要以世纪来计，但应有希望。
    　　有人认为今天比100年前的中国“进步”不少，我不敢苟同，如果这种进步指的不是物质方面，而是制度和精神方面的话。
    　　读读晚清和民初时期的历史就知道，那时候人们的很多自由和权利都比现在更有保障，政府的权力比现在有限得多。看看那时的报刊，就知道当时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比今天大得多。
    　　今天的教科书里倾向于丑化100年前的中国，责难其贿选、军阀割据等。其实，那个时代比现在强多了。不说别的，就拿1921年《湖南省宪法》制定来说吧，该宪法起草完毕之后，由湖南省民众投票表决通过。今天可以想象吗？这部宪法里居然还规定了公民的持枪权，恐怕今天很多人也会撇嘴嘲笑。